“好了，胡大爷我走了”说完我就想起了什么，拿出纸条把我的电话留在纸上递给胡六说到:“大爷，以后交电费的话你就给我打电话吧。”
“呵呵”他无所谓的笑了笑，接过纸条放在手心揉成了一团放在大衣的口袋里。
胡六的身后是一条巷子，很窄，仅能容纳两人同时进入，阳光永远也照射不进去，因此四周布满了好看的青苔，站在外面看去，蜿蜒扭曲如同蛇形，往巷子里面走几步是一间小小的门房，门外竖挂着一个招牌，上面用霓虹灯写着麻将馆三个小字，一到夜晚闪闪发光，楚明就在这里，这是他最常去的地方。
我跨过胡六，走进巷子里，轻轻推开了那扇门房的木门，越过木门，里面摆放着几张桌子，也许是清晨的原因，麻将馆里只有一桌，完全没有夜晚时的人声鼎沸，楚明背对着我坐在一张椅子上，两腿耷拉在一起，一只手放在桌子上抓着一颗麻将，嘴里咬着一根香烟，隔着很远便能闻到一股让人恶心的烟草味，烟雾弥漫在他的脸庞上，他的眼睛微微眯着，同样，这也是他最稀松平常的样子。母亲恨不得他有一天抽死在烟里。我不一样，我幻想的最多的就是有一天他患上了肺癌我到底该不该救他。
有些时候我会迷茫，我不知道他算不算一个合格的父亲，或者说合格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扶养成人吗？如果这样的话，我的确长大了，所以说我没有资格去抱怨他吗？我不清楚。
“爸”
我轻轻喊了一声，完全忘记了就在半个小时前我还一度气愤的说他“恶心”。
“哟，楚明这不是你家姑娘吗？什么时候回来的”楚明对面的人看见我说到。
“都说女大十八变，你瞧这模样我都认不出来了，姑娘，你小时候还在我身上尿过呢。”
又是一道声音响起，人们哈哈大笑。
楚明这才回过头，然后站起身来，勉强的笑了笑，走出了门外。
“我刚刚来交电费，胡六说你在里面，我过来给你说一声，我去城里了，明天要上班”我有些慌乱的开口解释到，试图以此掩盖我并不是过来找他的，我们似乎都不善言辞。
他没有询问我电费多少钱，而是问到:“那套房子和车现在留给你了吧？”
我点点头说:“房子给我了，车还没有还清贷款，我每个月自己还。”
他靠在门墙上，手里夹着烟头，站在阴暗的光影下，随意点了点头，有些人就是这样，一辈子都在死撑，或者说是在死撑着活着，在我的印象里，我的父亲好像总是在苟延残喘，当然这不是指他患上了某种疾病，而是他似乎一辈子都是一个——该怎么说呢？不甘示弱却又无能为力？也许直接了当的说是一个失败者吧，好吧，这样来描述自己的父亲在中国这个传统五千年文化道德模范的地方也许是不孝的行为，但事实上在他拿着我的学费去赌博的时候，这些东西早就被人们抛之脑后了。他看着我继续说到:“你现在翅膀硬了，管不了你了，离婚的时候你也没有和我们商量，也不知道我造了什么孽。”
“我走了”我快速的打断他的话说到，在我以前的日子里我听到了太多类似于“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或是“丢人败兴”之类的词语，近两年关于我的评价又多了几条比如“伤风败俗”或是“那个女人听说水性杨花被男人甩了”这样的词语，随便吧，我早就无所谓了，都说人要脸树要皮，女孩子的名声最重要，可名声这种东西，在我打工的那几年里，为什么连一顿饭都换不来？母亲倒是一个典型的“贞洁烈女”，出现这样的评价是因为我妈嫁给我爸二十年以来，光街坊邻居劝架的事情都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但从来没有人提过离婚这两字，二婚妇女总是会被人们认为成“二手货”，即便是再婚礼金也会折扣不少，果然是人不如新衣不如旧，莫非民政局那一张薄薄的红本可以定义人们的思想？
我快步走出那条巷子，像是从毒蛇的嘴巴里钻出来一样，巷子口是一家内衣店，里面摆放着乱七八糟用最劣质布料做出来的内衣，那些花花绿绿庸俗不堪的东西让我一度怀疑这些衣服是不是从某种化学物品里浸泡出来的，许多年前母亲经常带着我在这里和那个油腻肥胖的妇女因为一件丑的要死的衣服讨价还价不可开交，在内衣店的门口竖着一面大大的镜子，路过时，我抬头看了一眼镜子，镜子里折射出我的模样，披着长长的头发，穿着红色的裙子，脖子上戴着一只小小的在阳光下会闪闪发亮的珍珠，嘴唇上抹着鲜艳的口红并且画着淡淡的眼线，脚下是一双白色的帆布鞋，背着一个很重的淡蓝色背包，看起来柔弱的像一只流浪猫，我的眼神闪躲，似乎毫不在意又想仔细端详，那个黑色的眸子里面没有了往日的清澈见底，只隐藏着很深的不快乐和对糟糕生活的对抗，可偏偏还有一些从来没有人仔细感受过的风景，比如此刻从天边俯冲而下的飞鸟和远处已经完全升起的日光，金灿灿的在我瞳孔里散发着光芒。
曾经有人说我笑起来有浅浅的酒窝，煞是好看，于是我便很少在有笑容，看吧，也许我并不是一个善解人意了解风情的姑娘，起码没有那么诱人。
可谁也不能否认，我对泥泞的生活依然充满热情和向往。
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人生三分之一里面的泼墨，我称这一部分为挣扎。
楚明站在身后没有说话，待我离开后，只听见打火机啪的一声，然后是一阵木门关闭的吱呀声，像隐藏在黑暗中的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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