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当时听说了以后瞪着眼睛异常严肃和生气的看着我说:“你想贷款也行，自己还，我们可还不起。”
母亲则微微叹息一声没有说话。
倒是姑姑仿佛要显示自己在这个家里的地位一样，给了我一千块钱说是缓解一下燃眉之急，但钱实在是“烫手”，因为在给我以后的当天夜里，母亲发了很大的脾气，而奶奶则更加“偏爱”似的表达了她女儿的伟大和心地善良，同时借机说了一些“你以后要好好报答你姑姑”之类的话语。
所以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逃离这个看不见边界却又一直纠缠着我的牢笼，第一次进镇政府院内的时候就是镇长——这个严肃的中年人接待的我，对了，他的名字叫刘军，名如其人，初次见他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绕着圈圈跑步，浑身上下散发着阳刚的气息，而我作为一个刚成年的少女，只知道把手里的户口本抓的更紧一些。
“你找谁？”我记得他在看到我走进院子后这样问到。
我怯生生的说到:“我……我来办手续，那个助学贷款的”
声音如蚊子般轻细，连墙角下时不时叫唤的蛐蛐也能压过我。
他站的笔直，眼睛炯炯有神的看着我，用男人特有的严肃和认真看着我，说:“大声点！”
于是我不知道从哪里鼓起来的勇气，看着他，大声说:“我要办助学贷款！”
他这才点点头，转身大手一挥指着大门旁边的第一间房子，说到：“去那里”
那是一间刷着绿漆的平房，墙皮已经脱落，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屋顶上面不知从哪里看缠绕来许多电线，房子里干净整洁，墙角蹲着一个电风扇，电风扇的旁边是一张木头桌子和一把频有年代感的椅子，桌子对面是一张破烂的沙发，尽管破旧却被擦洗的很干净，进去以后他指了指沙发，说到：“坐下，我看看你的资料。”
于是在那个阳光异常明媚，或者说在那个我至今想起来都满心欢喜的下午，我坐在他的桌子前，在一张空白的稿纸上用比我高考还认真的态度恭恭敬敬的写下了一份《家庭贫困证明》和一份《助学贷款申请书》，我至今记得我纸上的内容，大致便是一些“父母重病无法务农奶奶年事已高常年住院”等等等等这种惨不忍睹的东西，尽管事实就是如此，最后镇长从抽屉里取出了一个无比厚实的红印，猛然盖在了我的稿纸上，也许没有人知道，那个瞬间，那个红印盖下去的那几秒钟里，是我这几年里来最想流泪却又最欣喜快乐的瞬间，但这种瞬间消失的也异常迅速，在我告诉大家已经申请了助学贷款的那个晚上，我们全家人彻夜未眠。
奶奶时不时敲着拐杖发出哒哒哒的声音，然后唉声叹气，在她看来，女人就如同蒲公英的种子，随波逐流落地生根见土发芽，换句话说，她生怕我离家以后脱离了她的控制。
姑姑没有念过几天书，那个晚上她不断絮絮叨叨的说着一些“那钱可是要还得呀”以及“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做什么？你跑那么远出事了怎么办？”这样的的话，这让我深深的替她的学生们感到忧虑，换句话说，她不想看到这个家里出现第二个“比她有文化”或者“比她水平高”的人。
母亲整晚难以入睡翻来覆去，她的心情好像异常烦躁，但她什么都没有说，换句话说，我从来不知道她在想什么，都说女人心海底针，我们家的女人们都各有各的心思，每一个人都带着口腹蜜剑和袖里藏刀的本事，她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以最坏的心思去揣摩大家，并且不断进行着一些小小的看似微不足道却让人如同吃了蛤蟆一样的勾心斗角。
唯独父亲是个粗人，他整晚沉默不语不断着抽着烟，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认为他被生活嘲笑了。
言归正传，负责收电费的是一个走路一瘸一拐的老头，姓胡，叫胡六，有人称呼他胡先生，也有人喊他胡老汉，膝下无儿无女，患有严重的脊椎压迫病，常年戴着一顶漆黑满是油腻感的黑帽，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大衣，脚下拖着一双缝补了很多次的布鞋，人们最常见他的样子就是露着满口黄牙，弯着身子，手里提着一个小木头凳子，咧着嘴坐在角落里点上一支烟吞云吐雾，因为无儿无女，镇子上便给他申请了低保，安排了一份挨家挨户收电费的活每个月给他一点零星的薪水，在加上镇子政府提供免费的午餐，糊口总是不难的。
“胡大爷，我来给你交电费了”靠近一点，我对着他喊到。
胡六眯着眼睛，似是被太阳照射的睁不开眼，他麻溜的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裂开嘴巴笑着说到:“哪家的？”
“楚明家”
“楚明那孙子，三个月没交电费了，全镇就剩他家了，再不交就停电了”胡六扯着烟嗓说到。
“胡大爷你算算多少钱，我给你。”
胡六瞅着我端详了一下说到:“你是他家女儿吧？早就听说他家有个女儿常年不回家。”
我点点头说是。
“你们家一共是425，三个月的”
“好”说完我从包里掏出来钱数了一下，递给胡六，胡六抬起双手颤抖的接过钱，打开身上的大衣，将钱塞进大衣里面的一个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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