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因为朝审的工作量太大，每次错案追责，牵涉的动静更大。所以折腾到明朝成化年间时，朝审也一度停摆。但到了明朝隆庆年间时，这项叫司法官员们高度紧张的程序，也终于再度重启，且流程比天顺年间更正规：不再是两天流水账般的审判，而是提前一个月，内阁大臣就要调阅所有卷宗，三法司要进行仔细审核，审查时每一个死囚都有权陈述，有冤者诉说自己冤情，每个步骤，都是动真格。
于是，仅仅是明朝隆庆四年（1570）九月的朝审，审查470名死囚犯，查出139桩冤案。且制造冤案的相关官员，也全数受到惩罚，仅因是年“朝审”落马的官员，数目就有百人之多。艰辛的审判过程，蒙冤者们凄苦的情景，以亲历朝审的内阁首辅高拱话说，简直是“至今每一念及，尤甚哀亲衿焉”。
明王朝这一场隆万中兴，并非只因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革新，更因这个奇葩规矩带来的，对司法公正的极力维护。
奇葩规矩5：新任地方官不许写奏折
明朝中期以后，大明官员一个比贪污更严重的毛病，就是“做表面文章”。
对这毛病，明朝政治家张居正尤其痛心疾首：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们，平日里就知道高谈阔论，别说是没能力做实际政务，就是好些有实干能力的人物，平日也热衷于刷声望博眼球。就算做地方官，也是为官一任，诗词文章写一堆，正经事一点不干。甚至明朝中期，还为此闹出过“种树”的笑话：某个边防要地，历任官员都提议要栽种树木改善国防，每一任官员，都写了大堆精彩的奏折，可一晃三十年过去，该种的树木，却是一棵也没见着。
以张居正的怒斥说：“岂有不从实干而能有济者哉”！就靠高谈阔论，什么事能办成？
于是，也就有了张居正改革时代，着名的《考成法》，可单靠考核哪里管用？张居正也不动声色，立了一个新规矩：如果各地新任地方官，到任后就给朝廷上奏折，那么这一年的考核，就先来个不合格！
这事有这么重要？这恰是当时地方官的通病，所谓做官，就要博好名声。地方上埋头干三年，都不如写几篇妙笔奏折，在清流里出名来得实惠。所以就要从源头上，把这个口子给堵上：少写奏章，少装样子，多干实在事。
于是，在这轰轰烈烈的“张居正改革”里，有这奇葩规矩管着，各级官员再没了二心，只能老老实实做事。昔日懒散成风的明朝官场，变成了“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的景象。高速运转的效率，将“隆万中兴”时代的明王朝推向了强国巅峰。
所谓强大，大至治国，小至家庭生活，重要一条，当从“治懒”开始。治懒的奇葩规矩，任凭岁月流转，却足以警醒今人。
朱元璋是这样的，朱棣自然也不例外。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应该算的上是我国历史上比较英明的帝王了，因为朱元璋的出身不高，因此谈起这个帝王的时候，大家普遍关注的就是朱元璋的出身。不过，虽然朱元璋出身不高，文化水平也比不上其他的帝王，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朱元璋的英明。
不过底层出身的经历还是对朱元璋的执政有一定的影响的，他制定了一个规矩，对于他制定的这个规矩，大臣和妃子都有苦难言，但是百姓却拍手称赞。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建立，由于刚刚结束了动乱，百姓的生活非常的艰难。
朱元璋曾经在底层生活过，因此自然对百姓的疾苦能够感同身受，为了尽快让百姓的生活好起来，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英明的政策。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发现，在皇宫中以及世家大族之中，生活非常的奢靡。
其后有一次在马皇后过生辰的时候，朱元璋就将后宫嫔妃以及当朝大臣全部叫来参加皇后的宴席，众人本以为皇帝的生辰宴肯定是非常豪华的，但是后来菜上来之后，众人却全部惊讶了，皇后的生辰宴居然只有四菜一汤，而这四菜一汤也是非常普通的家常菜。
在菜上齐之后，朱元璋就问众位大臣和妃子是否明白自己只让御膳房上了四菜一汤的用意，众人一时之间都猜不透皇帝的想法，因此就不吭声。而此时朱元璋则说：“民间的百姓连温饱都解决不了，朕的臣子却大吃大喝，朕非常的不爽。”
一听皇帝这么说，众人都不敢吭气，其后朱元璋还颁下了一道命令，那就是：“今后不论是众卿请客，还是后宫妃子过生日，最多只能四菜一汤，若有人胆敢违反，定当严惩不怠。”
这道命令一出，让素来过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妃子和大臣可谓是相当的痛苦，不过和妃子大臣不同的是，民间的百姓对于朱元璋的这一命令却拍手称赞。
明朝是封建皇权达到鼎盛的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凭着布衣之身，历经十数年，先后驱除蒙元，挫败张士诚和陈友谅，最终成为与汉高祖刘邦齐名的布衣天子。
朱元璋做皇帝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穷苦农民，年轻时为了生存下去，替人家放过牛羊，出家做过和尚，对下层劳苦大众的生活，有着极深的切身体会。他做上皇帝后，一方面想要保住老朱家万世富贵，一方面想让儿孙后代能够勤政，所以他留下一项“早中晚”三次朝会的规定。这项规定看起来很稀松平常，认真执行起来却很难，它也成为明朝皇帝不上朝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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