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东汉的司徒，掌管着全国的赋税，俸禄，军需财政，以此来看，班彪的这个官，尽管品阶不高，但还是相当关键。更重要的是，没有比他更了解这个国家经济实力的人了。
尽管刘秀统一了全国，但是东汉王朝刚刚建立，就面对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此时的北方游牧民族，有昔日的霸主匈奴，同时还增加了乌桓、羌、鲜卑等一些新鲜血液。
由于王莽时期的政策，使得此时的北方更显荒凉，“数年之间，北方虚空，野有暴骨。”王莽新朝与匈奴之间的降到了冰点，这也成为了刘秀的烫手山芋。其实在刚刚开始之时，刘秀是有想法动用武力彻底消灭匈奴的，但是经过了几次短暂的军事接触，刘秀便打消了这样的想法。
匈奴军队的战斗力，确实强。
就在刘秀面对北方游牧民族，显得一筹莫展之时，班彪给刘秀上了一道奏疏，这让刘秀逐渐地舒展了容颜。
这道奏疏便是着名的《复护羌校尉疏》，内容很短，最重要的也就是一句话：
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遗使译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
刘秀看后，欣然同意，恢复了西汉时期的护羌校尉。同时，还对于羌、氐等民族大量的赏赐，以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而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匈奴。
有关于匈奴，东汉时期尽管在走下坡路，但是他对于汉王朝还是非常的不友好。匈奴往往对于汉朝的馈赠，和亲往往欣然接受，但在接受的同时却不遵守约定，还是时不时的就要南下牧马，烧杀抢掠一番，如此贪心之举，汉廷必然要想一些别的对策。
不过，尽管匈奴对于汉廷的态度不尽友善，但是他对于周边民族还是挺友好的，在南下牧马之时，往往会带上其他部落，“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
为什么匈奴犯边，还要带着其他的部落，在这一点上，后汉书也给出了答案，原因是他自身内部，也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想必单独去冒犯强汉，自己也心虚。“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
看来，匈奴也只是外强中干，由于游牧民族生产的不稳定性，面对着来势汹汹的旱灾与蝗灾，匈奴人也只会想到用转移矛盾，烧杀抢掠的方法来弥合自己的伤口。
就是如此，还要招摇过市，带着自己结盟的小弟，一并抢掠。
由此来看，班彪所提出的以恢复护羌校尉为核心的反制办法，也的确是卓有成效。公元46年，匈奴内部因为长期的自然灾害而发生了叛乱，“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对乌桓的安抚政策成功的瓦解了匈奴内部，使其分裂为了南匈奴与北匈奴。
而此时的鲜卑，也逐渐和匈奴渐行渐远，反而是接受了光武帝的册封，成为了帝国内部的“雇佣军”，册封鲜卑首领为“大都护”，并鼓励边塞的汉人与鲜卑人往来交往。
如此对比，所谓的“匈奴强盛”也就是外强中干了。由于史料的缺失，我们无法知道鲜卑、乌桓和匈奴达成了怎样的秘密协议，但是《后汉书》里却清清楚楚的记下了：“帝乃以币帛赂乌桓”“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
光武帝的政策，不但使东汉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匈奴的袭击，同时还促进了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往与融合，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实际上，这也是光武帝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王朝刚刚建立，最迫切的便是与民休息，国家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解决北方边境上的匈奴问题，只好选择瓦解匈奴人的朋友，用游牧民族去对抗游牧民族，这样的方式无疑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这便是班彪的高明之处，在他写远征赋得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这样的对策，“不劳师而币加”看似是强调文景时期，皇帝政策得高明，其实也是对当时中国北方边境的思考。
只不过，班彪和光武帝把问题变通了一下，把给匈奴的钱给了匈奴的朋友，这样尽管显得更功利了些，但是效果却更好于从前。
东汉王朝也就是依靠着这样的政策，蛰伏了几十年，休养生息，当国力再次强盛之时，便一举消灭了北匈奴。班彪的儿子班超，也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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