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国想在诺夫哥罗德部署水师，物资上问题不大。那里有很多高大的林木，并不缺乏木材。长期的贸易航运，也使得当地人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工坊、船坞，可以建造和维护舰船。唯一的困难，就是人员的问题了。
紫帐汗国在这里维持不了太多军队，也没法把希腊水师主力调过来。实际上，汗廷内部，很多人也不希望希腊人插手这边的事情，扩大他们的势力。而诺夫哥罗德人得应付各个方向的战争，也没法提供更多人力了。
因此，紫帐汗国迫切需要更多的人手，来发展航海。
一番挑选之后，北海行省平章提出，可以从南边的草原上，就地拉蒙古人来填补人力空缺。
因为周遭的各个族群、各个文化里，蒙古人是最适合航海的。
这个结论，并不难推导。
什么是海洋文明？首先一个前提，就是穷。当地资源并不足以满足其生活所需，因此只能四处冒险、扩张，来往于不同地区，以求获得更多的资源，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
很多文明，只要勤勤恳恳地耕作、生产，就能养活自己，所以不会闲着没事去赌命乱跑。但这边的蒙古部落，穷的连锅都没有，只能到处游荡。显然，这个前提条件和基本动力，他们是具备的。
而在航海时，航海者的身份是多重的。海商、海盗，往往是同一个人的不同身份。发展航海并不只是做生意，劫掠其他商船乃至劫掠岸上目标，也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草原上，当然也是同样的情况。各部落之间有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会进行贸易，另一方面，相互劫掠也是日常。习惯了这种生活的蒙古部落，对此的相性就会很好。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风险的容忍程度：虽然整体上看，海运给沿线城市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风险同样很大。可能遇到个风暴，就血本无归，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所谓“冒险”，对于忍受风险的能力有非常高的要求，很多人确实不容易接受。
但在草原上，风险同样很大。一场白灾，可能整个部落就完蛋了。长期处于这种环境的蒙古人，也有同样的风险耐受能力。
最后，即使获得利润，收益的大头也是商人和船主的。普通水手，整日在船上颠簸，生活艰难，收入也有限。罗斯人如果有块固定的土地，也不想去过这种糟糕日子。
但蒙古人的日子同样艰难，很多人都是部落贵族的奴隶，整日在马背上颠簸，也没什么收入。他们从事航海，接受程度就好多了。
反正，他们本来过的也是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在港口间航行，和在草场间转场，区别也不算很大。牧民们对此早就习惯了，适应起这种生活节奏，也不会太难。
由此可见，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起错的汗号。蒙古人，才是真正的海洋民族。
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北海行省开始大量招募蒙古牧民充当水手，填补人力缺口。
这边的所谓蒙古人，其实大部分都是当地的钦察、库曼和保加尔部落。当然，这也不说么问题。紫帐汗国对于如何驱使牧民，十分有经验。
汗国对海上的管理，和对喀山的保加尔旧部、南俄的库曼故地一样，十分松散，只要在神祖面前，宣誓成为罗马公民，向摆赛汗定期缴纳贡品，就能享受广泛的自治权。
诺夫哥罗德将北方的大片非核心土地，分成了好几块领地。本来是打算招募立陶宛贵族，作为共和国的封臣，担当北方屏障的角色。但紫帐汗国到来之后，共和国就改了主意，把它们送给行省直辖。
行省官吏又从中挑选了几块合适的地方，建造港口，作为这些海上牧民的营地。每一艘船，在海上很可能长期见不到人，实质上就是一个独立的游牧部落。所以，又按照船只大小，给船长授予十户、百户不等的官职，这样就算完成了管理机构的设置。
一开始，很多牧民还不习惯，损失颇大。但这回汗国并不缺人，由于给出了足够的赏金和劫掠分利，众多日子不好过的小部落，都跑来投奔。
由于数量增加太快，很快，船只数量就超过了商贸所需。闲着没事的蒙古人四处乘船游荡，抢劫瑞典、立陶宛和波兰的海岸。
这些欧洲国家，常备军数量有限，平时都靠各个分封领地自己的力量，来对付出现的敌人，对付普通海盗，效果还不错。
然而，蒙古海盗无师自通地结成了大团伙，不时就汇聚起一大堆部落，在首领和老海贼的指挥下，有目的的选择突破口，借助紫帐本土派来的工程师，破坏各国的防御堡垒，然后一拥而入，把沿岸各地都劫掠一番。
遇到这种突然集中起来的大规模入寇，当地人很难抵挡，因此受害颇为严重。
紫帐汗国和诺夫哥罗德，对此都很满意。立陶宛和波兰因为背后受到袭击，不得不调集士兵前往防御，让紫帐在南方前线的压力小了很多。由于效果良好，这一制度就保留了下来。
蒙古海盗活动的范围，已经远超出了北海行省当今的辖地。大都朝廷决定给他们升级编制，顺便换个正规点的名字。于是，郭氏通过桃花石岛的关系，找了个老学究，专门琢磨个好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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