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高乾虽要求解职，但没料到孝武帝会立即批准，由于失去侍中之职，不能插手朝务，因此怏怏不乐。
后来，孝武帝欲除掉高欢，便招揽高乾，并对他道：“司空世代忠良，如今又建有大功，我们虽是君臣，但情同兄弟，应该立下盟约。”
高乾回答道：“以身许国，不敢有二心。”当时事起仓促，高乾也没有想到孝武帝会有异图，便没有坚决推辞，也没有向高欢禀报。
后来，高欢屡次上奏朝廷，请求任命高乾为侍中，但都未获批准。
高乾见状，感到灾难将至，便密奏高欢，要求出镇徐州，不久便被任命为使持节、都督三徐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
高乾将要赴任时，孝武帝得知他与高欢的对话，让人对高欢道：“高乾曾和我私下有过盟约，如今却反复无常。”
高欢听说高乾与皇帝结盟，也对他产生恶感，于是把高乾评论时事的文书，加以密封，送给孝武帝。
孝武帝便把高乾囚禁在门下省，还在高欢的使者面前痛斥于他。
高乾愤然道：“陛下自己有企图，反而说我反复无常，您把罪责推到我的身上，哪有活命的可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功大身危，自古如此。死就死了，我无愧于孝庄帝！”
于是，孝武帝赐死高乾，年仅三十七岁。
高乾死于北魏分裂之前，北魏孝武帝与权臣高欢这一对新的对手彼此试探交锋的敏感时期。
相关内情，历来众说纷纭，但归根究底，还是在与高乾身份的特殊性和政治立场的不清晰所导致的个人悲剧。
与高乾身份背景类似的封隆之，在这一敏感时期就要比高乾巧妙得多。斛斯椿等人向孝武帝进谗言，封隆之逃回了故里。高欢知道封隆之遭受了诬陷，便召封隆之前往晋阳。
不久后，孝武帝又以本官征召，封隆之坚辞，未去赴任，封隆之依然行并州刺史事。
当时高欢虽然击败了尔朱氏联军，但其作为新的权臣威严尚未完全树立起来。而北魏孝武帝也并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傀儡君主，其麾下自有一批拥趸。
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高乾及其背后的河北汉人武装是有着一定左右时局发展能力的，而高乾很明显是打算借由这种能量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
但是河北汉人武装内部组织松散，远不如高欢麾下的北镇集团拥有生存和政治进步双重需求那样富有凝聚力。
像同为河北汉人武装代表的封隆之、李元忠等，在这一时期便几乎没有和高乾在政治上声援互动的行为。
高乾所希望的政治处境，无疑是在孝武帝和高欢这对君臣之间左右逢源，乃至于成为第三方左右时局走向的势力。
但高乾的悲剧在于，他并不是时局中的唯一选择。
对孝武帝而言，在内有斛斯椿、王思政等胡汉大臣的辅佐，在外有贺拔岳兄弟可为制衡。
而高欢的立场则就更清晰，他始终明确自己赖以做大的根本力量就是其麾下的北镇力量，由其韩陵之战前对高敖曹部曲战斗力的质疑便可见一斑。
高乾的死，对孝武帝而言是恼羞成怒、放弃并惩罚一个不肯依附他的河北豪强，对高欢而言则是提前剪灭一个潜在的对手和隐患。
高乾死后，其兄弟高敖曹等纷纷投奔高欢，似乎可以证明高欢并无加害高乾之心。
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高氏兄弟已经不是早年横行乡里、意气用事的乡里侠少，他们需要保全自身的政治地位和乡土势力。
高乾是由孝武帝下令诛杀，而且孝武帝所任用的斛斯椿等乃是尔朱氏余孽，渤海高氏起义河北的一大政治意图就是反对尔朱荣势力。
政治上既不同步，彼此又存在血仇。高敖曹等此时投奔高欢，既是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决定，也是他们当时唯一的选择。
毕竟高欢当时已经彻底消灭尔朱兆，并以晋阳为其霸府、确立了并肆之地为其大本营的路线，与河北豪强之间并不存在针锋相对的乡土资源竞争矛盾。
公元534年，高欢自晋阳起兵南下，所奉持的名义也是诛杀斛斯椿等尔朱氏余孽，这与河北豪强的政治诉求是相同的。
高乾死后，其弟高敖曹在公元538年的河桥之战中战死。自此以后，东魏方面便鲜有汉人担任方面大将。
高敖曹的死，当然不可以直接归咎于高欢，但其实仔细分析之下，高敖曹应该是死于东西两大北镇武人集团的联合绞杀。
高敖曹的军事能力不必多言，尽管高欢坐拥六镇大部分的军事武装、且麾下多有北镇将领，但在东西魏对峙的前期，高敖曹始终都是独当一面的统军大将。
当时世道，南下的北镇武人已经成为主流，西魏的塔防大师王思政也还没有神功大成，高敖曹可以说是当时河北汉人武装最出色的代表人物，其行事作风也的确是让人志气大壮。
高敖曹曾与北豫州刺史郑严祖玩握槊搏戏，御史中丞刘贵遣人来召见郑严祖，高敖曹却不放行，并命人将刘贵使者用木枷锁住，刘贵使者说：“枷时易，脱时难。”
高敖曹直接抽刀砍掉使者头颅并说道：“何难之有？”
之后高敖曹又与刘贵相坐，有人来奏黄河民工死伤甚巨，刘贵说：“头钱价汉，随之死。”高敖曹闻言大怒，抽刀便要砍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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