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更多地呼吁改善他们的生活——不仅仅是吃、穿、住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知识结构以及他们的认知、思维、观念。
如果没有他们的知识结构、认知的改变，社会改良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虽然我们的电影拍摄的是几个小人物，但是他们折射了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
比如，《盲井》就是讲一个打工的群体，包括那两个杀人犯。
我在把小说（刘庆邦的《神木》）改编成剧本的时候，一定是按常人一样地去写他们，他们有他们的人生目标，他们有他们的善恶。
比如说，两个杀人犯最大的目的不仅仅是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好好学习，能够通过考上大学跳出悲惨的生活环境。
比如，有一个情节是在原著小说中没有的，属于我自己在电影中加入的：
两个杀人犯去打电话给家里人，说钱寄到了后，孩子一定要好好学习。
他们知道自己没有知识、没有上好学，落到杀人赚钱的地步。
这也是反映他们人性中的复杂。
再说一个《盲井》中的场景：
他们俩在小面馆吃饭，电视上正在播放一个新闻，说有一个贪官贪了三四百万，于是他们俩议论说：
“这个贪官太坏了，贪这么多钱，早该枪毙了”。
两个杀人犯在这时突然变得有正义感，这是不是黑色幽默？！
其实这时他们说的就是他们真实的想法，他们觉得：当官的赚钱太容易了，贪污钱太容易了。
所以，他们会觉得：
“我们做这点儿坏事算什么？！”
这虽然是电影中的一个小情节，但其实反映了真实的现实社会和底层这些杀人犯（犯罪分子）的一些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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