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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周尚景的老对手，虽然相互算计之际总是败多胜少，但王保仁一直认为自己足够了解周尚景。
在王保仁看来，周尚景从来不是一个大公无私之辈，他当然有顾全大局的公心，但私心也绝对不少，为官之道就是“公私兼顾”四字。
在稳定朝廷大局的前提下，周尚景总是尽量为自己与党羽们争取各种好处，在保证自己与党羽们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周尚景也总是会尽力为大明江山做些益事；即不会因为自己的私心私利而影响朝廷大局，也不会为了朝廷大局而损及自己的私心私利。
总而言之，周尚景最是善于平衡“公利”与“私利”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会让这两者相互冲突。
最近这几天，王保仁在闲暇之际，就曾是详细分析了周尚景对于农务改革新政的真实态度与处理手法，颇是惊叹于周尚景的高明手腕。
在周尚景看来，明朝境内的粮荒困境已是迫在眉睫，必须要迅速做出改变，所以农务改革新政乃是势在必行之事，但这项新政又损害了全天下缙绅的利益，极有可能会动摇自己的势力根基。
若是其他人遇到这种情况，必然是左右为难，只能在“公义”与“私利”之间做出取舍。
但周尚景又是如何处理这项难题的？
他首先是默许了农务改革新政的制定与推行，因为他必须要协助赵俊臣扭转明朝境内的粮荒困境，然后又在兴州境内布局，给赵俊臣设下了一处陷阱，设法破坏兴州境内的农政改革，因为他必须要给自己的支持者们一个交代、一个宣泄机会。
这种做法，看似是自相矛盾、左右互搏，但若是再结合潞州府境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可以大致推断出周尚景的真实企图了。
赵俊臣在推行农务改革新政之际，首先是选择了十处州府作为试点。
而这十处州府之中，又以山东莱州、北直隶兴州，以及山西潞州这三处地方最为关键。
山东莱州境内遍布大量盐碱地，耕田面积广阔，但绝大多数都是劣田，最适合农务改革新政的推广，而且还有“赵党”成员之一、山东布政使李立德亲自盯着此事。
所以，一旦是莱州境内的农务改革新政进展顺利、成果斐然，不仅是可以极大增强这项新政的说服力，也可以让李立德政绩显赫、青云直上，“赵党”也可以趁机再次扩张势力。
只可惜，因为“周党”成员之一、前任山东巡抚陆远安的阳奉阴违、极力阻挠，莱州境内的农务改革推广并不顺利，一度是毫无进展。
最终，赵俊臣虽然也暂时扳倒了陆远安，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莱州境内的所有耕地已经种上了谷子、小麦等等旧作物，也就错过了推广农务改革新政的最佳时机。
至于北直隶境内的兴州，与京城相距较近，又是交通便利，同样有“赵党”成员、兴州同知柳子岷亲自督办此事。
一旦是兴州境内的农务改革新政进展顺利、成果斐然，就可以迅速扩散农务改革新政的影响力，柳子岷也可以一跃成为庙堂之中的耀眼新星。
但周尚景则是在兴州境内推动了一场民变，险些就要搅黄兴州境内的农务改革。
若不是赵俊臣及时亲自赶到了兴州境内，若不是赵俊臣抽出底牌以周尚景的性命作为筹码与“周党”达成了交易，若不是赵俊臣恰好随身携带着大批黄金，兴州境内的农务改革说不定已经以失败告终了。
如果只看周尚景的这两步棋，恐怕所有人皆会认为，周尚景就是出于私心，想要阻挠农务改革新政的推行。
但实际上，周尚景对于潞州府境内的农务改革新政，却是至始至终都没有添设任何阻碍，反而是暗中支持、大力协助！
这是因为，潞州知府孙淼乃是周尚景的门生，负责山西境内农政的山西布政使王淳也是“周党”成员之一。
虽然山西巡抚左兰山是“赵党”核心成员之一，但他不仅是上任时间太短，而且他曾经是内阁辅臣，已经不再有更进一步的晋升空间，所以就算是潞州府境内的农务改革新政推行顺利、成果斐然，左兰山与“赵党”也捞不到多少实际好处。
因为当年的灭蝗之事，潞州百姓皆是对赵俊臣印象极佳、深信不疑，赵俊臣去年奔赴陕甘三边、途径潞州之际，也亲自向潞州百姓宣扬了农务改革新政的种种好处，所以潞州境内的群众基础最好，推行农务改革的阻力也最小。
这般情况下，若是潞州境内的农务改革新政最终失败了，那无论朝廷中枢还是民间百姓，就皆是不会责怪“周党”成员办事不利。
对于朝廷而言，既然各地的农务新政改革皆是最终失败了，就只能证明农务改革新政本身就不符合实际，自然是不会责怪主持潞州农政的几位“周党”成员。
对于百姓而言，他们愿意参与农务改革新政，完全是因为信任赵俊臣的缘故，与境内父母官毫无关系，所以他们到时候只会怨怼赵俊臣误导了自己，也不会迁怒于“周党”官员。
反之，一旦是潞州境内的农务改革新政推广顺利、成果显着，督办此事的“周党”官员就可以尽揽所有功劳与好处，甚至还可以趁势从赵俊臣手中夺走农务改革新政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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