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真是个很好的模仿对象。
主权国家的概念，世俗国家的重要性，大约要等近一百年后、由法国首相黎塞留提出，才逐渐深入人心。可是，英格兰王国，从亨利八世开始，就以和教廷决裂的方式，走出了主权国家的一大步。
尽管玛丽认为，文明的理想是政教分离。可是，这个年代，一个相对政治上集权自主的国家政体，哪怕依旧鼓吹“君权神授”，也算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
亨利八世的《至尊法案》，便是一本很好的教材。它宣布，国君为教会首脑，拥有任命教会各种神职和决定教义的权力。与之相应的，还有一系列加强王权、唯我独尊性质的法令。
如《首岁教捐法》，规定教士收入中的上供部分，不再交给教皇，而是奉于君主；如《禁止上诉法》，宣布国内涉及遗产继承和婚姻方面的官司，不得诉至罗马；如《叛国罪法》，确定凡不承认君主尊严、称号、财产，或斥其为异教徒、分裂者之类的言行，都属于叛国罪……
林林总总，以《反对教皇权力法》划上了句号。
最后这部法案，彻底清除了罗马教廷在英格兰的各种权力，包括解释《圣经》的权力，足以把教皇气得七窍生烟。
当然，尽管胆大如穿越女玛丽，最后一份《反对教皇权力法》，目前还是不敢模仿的。但是，采纳其余几个的实质内容，在“地广人稀”的苏格兰推行，困难并不大。
如她所料，在知会各领主之后，她所颁布的改革举措一路推进，并无太多阻力。
偷偷热衷于新教的爵爷们倒也罢了。那些旧教信徒，一方面对女王学习亨利八世、把教会资产和组织运行体系均纳入国有而忿忿不平；一方面，又庆幸女王形式上继续恪守着天主教礼仪，公然宣扬王国对遥远的罗马“要充满敬意”——他们犹豫之间，既没有直接反抗，也来不及向教廷告状。所以，爱丁堡及其周边，都是一派“改革顺利”的风景。
哼，主要还是因为满足了上层贵族利益（且没有对普通人群造成损害）。瞧，法令颁布之后，连历来和斯图亚特家族最不对付的道格拉斯领主，也没有“为反对而反对”，而是欣欣然清点着修道院那些丰厚藏品，喜滋滋的抱回家去享用了。
没错，玛丽从始至终的目的，就是权和钱。
权，是必须紧紧攥在国君的手上的。玛丽剥夺了罗马以及本地教会诸多世俗权力，将之据为己有。其他领主，也象征性的分到了几口汤。但名义上，最终裁决权，全部归属于君主。
没收修道院，则是经济环节中最重要的一步。玛丽把除少数书籍外的所有动产，毫不吝惜的赐给了勋爵们——那些闪着光的金银器，大大安抚了众贵族的心。不动产方面，玛丽允许爵爷们按领地范围瓜分了部分；其余的，加上王室直属领内的，她宣布全归国有——唔，修道院结构还是很结实的，作公共场所使用很不错；教会土地可算最好的那一批，正好拿去搞农牧业试点。
与此同时，玛丽并未直接强迫教士修女们还俗——修道院房舍他们依然能够居住，园圃和土地他们依然被允许耕作。只是，这些产业的所有权，已归于女王陛下；并且，修道院居民从今往后，要服从的，更多是国君的世俗要求，而非罗马教廷的精神遥控。
倒不是说，全体苏格兰神职人员，都成为了国君的雇员。实际上，教会依然存在，只是“机构被精简”；且其最高首脑，变更为玛丽·斯图亚特女王。
玛丽固然收缴了相对封闭的修道院，鲸吞了众多土地，但对于素来承担重要公共职能的教堂，她非常精心的保护着、宽容着、维持其组织结构，尽可能少指手画脚。
而那些失去“根基”的教士和修女，在发现现有教堂无法容纳他们所有人之后，要么索性回归世俗，要么留在原处为国君打工、坚持“避世清修”。
作为特权阶层，神职人员名义上暂时仍旧是免税的。然而，玛丽使用了类似的《首岁教捐法》，令他们把收入十分之一上缴“苏格兰教会之首领总督·女王的库房”，也算变相征税，增加了自个收入。
对，玛丽暂不打算废除古老而传统的什一税。《圣经》中说，农牧产品的十分之一属于上帝。尽管这些年宗教改革浪潮中，先驱地德意志的农民一直叫嚷着要废除此税，可路德派从未照做。后起之秀加尔文与亨利八世，也不曾放过这笔收入。而立场相似的亨利八世，其做法最合玛丽心意——这笔钱，揣进国君兜里就好。
民生和民权，固然是一个未来灵魂非常向往的东西。可玛丽清楚，改革难以一蹴而就，最好是顺应潮流。历史本有它的发展规律。像王莽那样不顾时代局限，脱离其根基、想要搞超前社会的，往往会惨痛失败。
就如她自己，目前尚不敢脱去天主教徒的帽子。在这段所谓的变革中，对外，玛丽仍坚持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宣称，她永远怀着对罗马教皇的尊重，遵守一切旧有礼仪形式；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她必须因地制宜，规范一些苏格兰世俗政策，以保证人民的世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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